6月25日多家媒体报道，安庆谢德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(简称ASP)员工李哲，近期预言自己将会 “累死”。李哲大学毕业上班才八个月，因工厂经常性加班，最长时间每天上班12小时， 6月17日，在高温下连续上班12小时后，当晚在家中再也没有醒来。

“过劳死”已屡见不鲜：画家陈逸飞、小品演员高秀敏死了，上海中发电气(集团)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，离世时都在壮年。过劳死的威胁不仅仅在流水线上，《中国人才发展报告》显示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，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。5年间，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135位教授死亡，平均年龄只有53.3岁。为什么这种生命悲剧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和纠正呢?

因为目前的 《劳动法》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仅对加班薪酬进行了规范，而对超负荷劳动引起的“过劳死”却未作明确规定。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，还未上升到生命安全高度。专门研究劳动法的专家、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教研室主任董保华副教授说：中国在立法上没有“过劳死”一说。

换言之，就算是超负荷劳动是“过劳”的罪魁祸首，因为缺乏规范的制度界定，违规者根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，不用为这种“劳动制度杀人”承担任何法律风险。这种“过劳无责”加剧了过劳文化的肆无忌惮，也让人们对过劳行为形成了可怕的“审视疲劳”，很多人在拼命过度加班中，耗竭自己的生命，也没有坚定的反抗和反对意识。

对于过劳现象，仅仅批评和评论是不够的，更希望立法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能将“过劳死”法律的制定提升到立法日程，将对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保护提升到重要日程，让“法律不管过劳死”早日过劳死。

这方面，广东已经做出了表率，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工作法律问题研讨会上，专家建议将“过劳死”纳入法定职业病范围，并列入法律救助途径，将生命安全意识提升到了重要高度。切实落实体面劳动，做到这一点也不难。因为体面劳动的一个重要范畴，就是精神关怀、心理关怀，而不仅仅是经济关怀。